记得《方介堪印谱》的扉页里有一帧黄永玉先生为方老所画的肖像，题曰：“老刀手”。徐庆华80年代末在中国美院读书时，以篆刻出道早、水平高、作品数量多，我们也呼他为“老刀手”，只不过是年轻的“老刀手”。在当今青年印人中，徐庆华的资历，水平是不用多言的。
徐庆华很幸运，来中国美院读书前，得到了韩天衡先生的真传；在学校里，他又受到了系统的专业训练，得到了刘江、王冬龄、陈振濂、祝逐之等老师的指导。
我不仅羡慕徐庆华的幸运，也敬佩他的毅力与勤奋。在美院时，他常常挑灯夜读，所读之书多半为书法篆刻之外的书，如美学、雕塑、绘画、哲学之类。我想：他今天在篆刻上的探索，与他当时所积累的知识结构是分不开的。他还常常跑到陆俨少先生家里求救，陆老师当时还给他题了《徐庆华印选》的签条。
韩天衡先生在80年代倡导大写意印风，徐庆华是最早的响应者之一，在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徐庆华印选》中，便可知其中一二了。但我觉得要想准确地理解徐庆华的印作还得从他的有关创作思想中谈起。记得有一次他同我讲治印之善道时说：篆刻家一般都要经理五个阶段：基础——巩固——揉合——面目——完善。他还比较推崇潘天寿，所以，他的骨子里一直有着一股比较新潮的东西。用比较时髦的学术用语就是他一直在追求着一种现代精神。何谓“现代”？现代意味着一种新的秩序。但是篆刻的新生又似乎受到很多的局限，它有一种很难与传统决裂的内在东西。篆刻艺术的现代性着重点在于形式。至于其他方面如废弃石材，引入行为，用笔代刀篆印等，都似乎会危及篆刻艺术一贯的、恒久性的价值系统。那么，就形式探索而说，徐庆华是让人额手称赞的。且不说他成功的高度怎么样，他的精神、他的方式是非常可取且可敬的。
唐宋官印被明清印论家所不推崇，认为唐宋无印。但是，徐庆华别有高论，早在80年代中期他便从官印入手来尝试形式上的探索。徐庆华有很扎实的秦汉印基础，对篆刻基本技法的把握非常到位，因此，尝试官印形式是他对自己创新潜力的提升。或许，一开始会有陌生感、困惑感，一旦进入了角色，便会畅通无阻。今读徐庆华的印谱，我相信他在官印形式探索方面已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并做到了心手双畅地自由表达。
篆刻家的创新思想必须要有成功的作品来表达，而且不只是偶尔的一方，应是成批的。这次印谱的出版，对徐庆华来说既是一次小结，也是新的起点。在印谱中，他选录多方造像，其内质还是同他在官印形式方面的探索是一致的。因此，我感觉到他今后探索的面会越来越宽。
徐庆华刻印大胆阔斧，不熟悉他的人会认为他很激情、很感性，其实，他很理性。他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刻印成功率极高。这好象也是海上印坛的一种风气吧。理性在一些人眼里，认为是缺乏艺术气质的，但在当今比较浮躁的社会里，能有一颗理性的心，是很难能可贵的。
艺术的新变是建立在通变基础之上的，若无新变也就谈不上通变。染新变若仅仅是一些“新理异态”、“绝然常制”的形式，缺乏内质的依托，那么，新变只能是哗众取宠而已。徐庆华对形式的探索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有很好的秦汉印功底，在运用技法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他完全可以老老实实地刻印，但他心目中更远大的目标是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所以，他近几年的创作本身就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突破，自我超越。他的具体创作实践和成果，为我们思考篆刻艺术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我素来喜欢一种力量感、有古意、有明确的创作意识的篆刻作品，企图从中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存在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徐庆华成功地挖掘长期被主流篆刻所忽略的形式，拓宽了创作上的题材限制，其所透露的精神气质和发展方向，充分显示了他在篆刻艺术方面的天赋和智慧。但他并不沾沾自喜于眼前的成功，而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积极的创作心态。
——戴家妙《书法导报》2001.4.25